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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有關唐朝節度使制度的影響，許多學者對此有過評論，但多聚焦於節度使的消極作用。趙翼《廿二史札記》中談到：「唐之官制，莫不善於節度使。」范文瀾《通史簡編》也說：「募兵和節度使造就了唐中期的叛亂。」高鳳林在《略談唐朝的節度使制度》中對節度使的作用也持否定態度，認為節度使制度的形成與其勢力的發展對唐王朝的統治造成了消極的作用，並分三階段論述：第一階段是開元天寶年間，節度使的發展為後來的藩鎮割據埋下了禍根；第二階段是安史之亂後，黃巢起義前，在局部地區形成藩鎮割據，並持續到唐末；第三階段是黃巢起義後，形成脫離中央的全國性的割據局面。曹偉在《論唐代節度使的興起和演變》中也談到了節度使在所控制的藩鎮中的橫行與危害，連年的戰爭給人們帶來極大的痛苦。 但也一些學者談到了節度使制度的積極作用，沙憲如《唐代節度使的在探討》中說：「對於節度使在唐王朝軍事、政治領域中的作用，應該歷史的、分階段的、有區別的具體分析，還應該把制度的本身於制度的執行分別開來進行考察。」他把節度使的發展分為五個階段，並認為從景雲年間到安史之亂前的這兩個階段，節度使為唐王朝立下了赫赫戰功，起到積極的作用。梅玉鳳《在論唐後期節度使存在的積極作用》中從以亂治亂、政經兼顧、弱且維唐，三方面論述了節度使在唐後期的積極作用。可見，學者們對節度使的影響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對唐前期節度使的積極作用沒有具體的探討，本文就以此為切入點對唐前期節度使的積極作用做簡要分析。 ... 唐朝是我國歷史上的強盛朝代，也是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極盛時期。然而安史之亂前，雖然中央政權鞏固，但經過高祖、太宗的艱苦經營，建立起疆域廣大的帝國，並不平靜，周邊少數民族仍然不斷向唐發起挑釁。為此，唐設立了節度使。節度使的設置及其權勢的發展對後期唐王朝的統治帶來威脅，但對節度使的評價及其作用不能一言以蔽之，在安史之亂前，節度使的積極作用是不能忽視的。 一、節度使制度的由來及其發展 節度使制度發端於唐高宗永徽年間（公元650—655年），形成於唐睿宗景雲年間（公元710—711年），廣泛實施於唐玄宗開元天寶時期（公元712—755年）。 唐高宗永徽年間「節度使」這一名稱開始出現，《新唐書·兵制》對此有明確的記載：「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官名。」可以看出，這時候的節度使只是對持節都督的稱呼，而不是朝廷正式設置的官銜。 在唐睿宗景雲年間節度使制度正式形成。睿宗景雲元年（710年）十月，「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景雲二年（711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這是景雲年間正式設立節度使的主要史證。需要指出的是景雲年間設置的節度使跟以前的節度使有明顯的不同。以前的節度使是為了加強邊防重地的軍事指揮而臨時派出的，事罷即省，無自己的轄區，無固定鎮所，也不設官屬。景雲年間在邊防要地東北、西北設置的幽州節度使和河西節度使，已經有了固定的鎮所，明確的轄區，任期也開始長期化，這意味著節度使事實上已逐漸職官化。雖然節度使名義上仍是使職，但已「坐而為使」（即有了固定的鎮所）。後來竟變成使職為實職，本官為虛銜了。 到了開元天寶年間（公元712—755年），節度使制度已基本形成。玄宗在周遭邊防要地廣設節度使，而且不斷增加其權利，使節度使成為唐朝邊防統帥的主職。在這期間，一是設置節度使的地區增多了，至天寶元年（公元742年），玄宗先後設置了八個節度使，連同景雲年間設置的兩個節度使，共十個，即安西節度使（駐龜茲），北庭節度使（駐今烏魯木齊一帶），河西節度使（駐涼州），隴右節度使（駐鄯州），劍南節度使（駐益州），朔方節度使（駐靈州），河東節度使（駐太原府），范陽節度使（駐幽州），平盧節度使（駐營州），嶺南節度使（駐廣州），可以看出這些節度使都是在北部和西部邊境地區。二是節度使逐漸掌握了地方的軍權、財權和行政大權。景雲二年設置河西節度使時，還設置了度支使、營田使等，三使彼此獨立行使權利，不相統屬，防區內各州政事由刺史掌管。 到了開元年間，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主管錢糧的度支使，主管駐軍屯田的營田使，負責檢查地方刑獄和監察州縣的採訪使等都由節度使兼任，節度使逐漸掌握了轄區的軍權、財權和行政大權，形成了強大的軍事集團。由於節度使兼任了這些職務，因此他們便可以根據自身利益的需要，處理地方財政問題。從以上可見，至開元天寶年間，節度使已經開始集地方軍權、財權、政權於一身，「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節度使的基本特徵在此時期已經基本具備了。 ... 然而，這些特徵的形成，與唐前期的政治、軍事形勢是分不開的。唐初，經過高祖、太宗的艱苦經營，已建立起疆域空前廣大的帝國。其版圖西逾蔥嶺，東極于海，北越大漠，南達林邑，東西九千餘里，南北萬里之遙。周邊少數民族有的歸屬稱臣，有的主動和親，唐太宗被四方各族尊為「天可汗」。然而萬里封疆並不平靜。西突厥雄據西北，同唐朝分庭抗禮；吐蕃自松贊干布死後，長期同唐朝處於戰爭狀態；東北的高麗抗命不賓。高宗末年，吐蕃侵犯唐朝邊境，突厥貴族也趁機背叛唐，一時之間邊事頻發。 自武周末年，經中宗到睿宗景雲年間，唐朝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宮廷變亂，朝廷動盪不安，邊備鬆弛，突厥、契丹、靺鞨、奚等少數民族接連侵擾邊境滋生事端，西北、東北邊疆形勢愈加緊張，戰事頻繁。當時唐朝邊防統兵大將遠離朝廷，關山萬重，而軍事形勢複雜多變，再加上當時極端落後的通訊，交通工具無法保證中央和地方的及時聯繫所以給邊防將帥以代表朝廷全權處理軍務的特權是十分必要的。因此節度使趨向於職官化正是適應邊防形勢的需要，對鞏固邊防和維護唐的統一起了積極作用。 節度使的設置對鞏固邊防維護統一的積極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也不能不承認節度使後來的發展對唐也起到了非常消極的影響。 隨著節度使權利的擴大，節度使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能夠與中央對抗的強大軍事集團。唐初實行兵農合一的府兵制，戰時朝廷命令將帥率兵出征，戰爭結束後，兵散於府，將歸於朝。如此將帥難以利用臨時統率之師反叛朝廷。然而到了玄宗時期隨著均田制的破壞，府兵制已無法維持下去，於是唐政府改府兵制為募兵制，京師宿衛和邊鎮戍兵都實行招募，如此節度使便掌握了自行招募、選任屬吏、生死賞罰大權，所屬部隊逐漸成了節度使完全控制的武裝。 此外，節度使還在招募的士兵當中挑選勇健組成自己的親兵，進行特別訓練，給與優厚待遇，號為「養子」。這部分人因利益關係，都死心塌地的效忠其主帥，於是就形成了以節度使為首腦，以親兵為核心力量的軍事集團。這種軍事集團一旦被野心家控制，就成為他們割據叛亂，抗命朝廷的工具。安史之亂及唐後期的一系列藩鎮叛亂逐漸將唐推向滅亡的邊緣。這與唐設節度使的初衷可謂大相逕庭，也是唐初統治者始料未及的。 二、唐前期對節度使的有效控制 至開元天寶年間，節度使掌握了轄區內的軍政財權，其權勢在漸漸膨脹，但這一時期的節度使仍不能與中央對抗。其原因在於唐對節度使實行了有效的控制。具體表現如下： 1、唐代對節度使實行質子制度 節度使實行質子制度最早開始於唐玄宗時期。唐玄宗晚年雖然怠於過問朝政，但在宰相朝臣、邊將、太子、宦官以及外戚的權力制衡上常常採用「相互牽制」的辦法，以達到自己的統治目的。天寶初年，為了加強邊疆防禦，唐中央在沿邊地區設立十節度經略使，這在軍事力量的架構上達到了鞏固邊防的目的，但是在軍力的布局上，已經呈現外重內輕之勢（當時，十鎮節度使共擁有兵力四十餘萬，而中央禁軍才十二萬人），而且節度使常常掌握一方疆域，長期盤踞經營，控制著當地的人口和財賦，擁有強大的兵力，儼然是地方小國。 玄宗的貼身宦官高力士已深感事情的嚴重性，高力士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傭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不久，唐玄宗就拿出他慣用的「相互牽制」法寶，對節度使徵召質子。其主要內容為：規定各節度使上任後，必須把自己的親人（一般為自己的兒子，特殊情況為父母、叔伯、兄弟等）送到京城做人質，以防止其擁兵自重，日久生變，從而達到制衡節度使並使其效忠朝廷的目的。節度使派質子入朝，即表明他們願意接受中央的管轄。即使某些節度使有野心，但在自身實力相對較弱的情形下和中央強權的壓力下，不得已被迫接受這一制度，其野心往往也會因顧及到質子的安全而有所收斂。 ... 入朝為質的質子在京城享有優厚的待遇或者給予高官厚祿。咸通八年（867年）二月，張議潮入覲長安，朝廷任命他為右神武統軍，賜給他天地，並在宣陽坊賜第一區，又加官司徒。《舊唐書》卷117《崔寧傳》：「大曆二年（767年），（杜）鴻漸歸朝，遂授寧西川節度使。……（崔寧）令弟寬留京師……寬驟歷御史知雜事，御史中丞。寬兄審亦任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寧……累加尚書左僕射。」質子在京師奉朝請，擔任宿衛之外，也負責朝廷與藩鎮的聯絡，唐後期，藩鎮在京城設置進奏院，質子也負責進奏院的事物。質子入京，一方面表明藩鎮順命中央，唐朝廷維繫者國家的統一；另一方面，作為藩鎮的代表，也不可避免地為所在藩鎮服務，刺探朝廷的情報，成為藩鎮派駐京師的間諜。 這種質子制度是唐王朝應對地方危機的一種手段，但到了唐晚期，藩鎮愈益跋扈，地方勢力便藉助質子控制朝廷，影響京城的治安，危機唐王朝的統治。但是也不能否認質子制度的實行，在唐中期以前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衡地方勢力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使藩鎮在自身實力不足與朝廷對抗的時候，決不敢貿然背叛朝廷。 2、中央對節度使權力的制約 唐朝開元天寶年間，節度使的權力的確在增長，但各道節度使在行使其權力的過程中基本上受到中央有力的制約。 （1）在軍權上，首先，節度使對統率軍鎮，指揮軍事活動，並沒有專擅之權。開元天寶時期，凡是周邊戰事的重大決策，均由唐中央制定，並以皇帝敕文的形式下達給有關軍鎮，做出軍事安排。例如，開元二十四年（736年）至二十七年（739年）對突騎施的戰爭，玄宗就對當時安西節度使王斛斯，北庭都護蓋嘉運，河西節度使牛仙客多次下達敕文，令王斛斯與蓋嘉運相與「審籌形勢」，「必取良圖」，並幾次令河西節度使牛仙客發兵支援。平時，皇帝還通過派遣高官校閱兵馬器械的方式，對節度使加以控制。如開元十一年（732年）四月，玄宗下敕讓兵部尚書王禕「來月巡朔方，兼往河西、隴右、河東等諸軍，簡較兵馬，點閱器械，各與所管，節度處置，務令得所。」可見，當時的節度使仍受到中央的嚴格控制，沒有形成與中央對抗的形勢。 其次，對節度使的日常軍備，中央也時有具體要求。如開元十六年三月，玄宗下制河西節度使蕭嵩、隴右節度使張志亮，就備邊事宜對他們做出具體要求，如在要害之處「量加兵馬」，「擇有幹略人」，賞罰分明；修築城壘，以對吐蕃嚴加戒備。就算是日常的軍備易受到了中央的嚴格限制，使節度使不得專擅。 ... 再次，關於軍鎮的建置與廢除，節度使也必須奏請中央批準。例如，天寶十二載（753年），「安思順奏廢橫塞軍，請於大同川西築城置軍，玄宗賜名曰大安軍。」天寶十三載（754年）七年，哥舒翰奏準中央，「於所開九曲之地置洮樣、澆河二郡及神策軍。」 最後，在對少數民族部落的安撫羈縻上，節度使的職權也受到一定的牽制。安撫內附的少數民族部落，是沿邊節度使的另一個重要職能。當時，遇到有少數民族部落有請求內屬的，或由中央直接下達敕文，命令節度使安撫，或由節度使奏請中央處置。如開元十一年九月，「吐谷渾率其眾詣沙洲內屬，詔張敬忠安存之」；天寶十三載二月，「劍南節度使奏女國南王國及白狗並率部落內屬」，中央授予左武衛員外大將軍。可見在這方面節度使也許秉承中央意旨行事，沒有專擅之權。 （2）在財政方面上，開元時期，節度使普遍兼任支度使、營田使，但不能據此便認為節度使專擅財政。因為節度使要執行中央財政部門下達的財政開支計劃，並接受中央財政部門和比鄰的審計。即使節度使兼任支度使也是如此。《大唐六典·度支郎中員外郎》規定：「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而會計之，以《長行旨》為準。支度使及軍州，每年終，各具破用，見在數，申金部、度支、倉部勘會。」可見邊軍的財政開支處於中央財政部門和比部的監督之下。營田使同樣無權坐支所管錢穀。《大唐六典·屯田郎中員外郎》對諸軍州屯田規定了管理制度。諸軍州屯田所獲要交納軍倉甚至州倉管理。屯田所獲就地貯存，數量匯總上報，由度支統籌邊軍糧食的調撥。 一些節度使因財務問題被貶職、處死的事例，也可以說明中央對節度使財政的控制。例如，開元二十年（732年）六月，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坐贓巨萬，杖於朝堂，流氵襄州，道死。」開元後期，「劉巨鱗為南海太守，充嶺南五府經略、採訪處置等使，坐贓下獄死。」「（天寶）六載二月丁酉，嶺南五府經略採訪使彭果坐贓伏罪。」這些事例說明。開元天寶時期節度使並無專擅本道財賦的權力，一旦有貪贓行為被發覺，就要受到中央的嚴厲懲罰。說明唐朝前中期時節度使在財政上也沒有專擅之權。 （3）在人事權上，石雲濤的研究指出：「在安史之亂前邊鎮幕府中，辟請某人充任何種幕職，都要奏請朝廷批準。過去通常認為幕府一般職位的改易完全由方鎮制定，不符合開元天寶時期邊鎮幕府的情況。」用人權掌握在朝廷手中，這便使節度使隨意的擴張其勢力，培植其親信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開元天寶時期節度使是沒有獨立的用人權。 3、唐軍隊中的御史監軍制 唐朝在軍隊中實行御史監軍制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節度使起著牽製作用，使其不能形成與唐中央對抗的狀態。《舊唐書·高仙芝傳》中指出，開元末年吐蕃貴族脅制小勃律，出擾塔里木盆地時，玄宗特派高仙芝征討，中使邊令誠就是監軍。獲得勝利後，高仙芝即草書向朝廷告捷，節度使夫蒙靈詧嚴厲斥責其越級報捷，為此「令誠具奏其狀曰：『仙芝立奇功，今將憂死』。其年六月，制授仙芝鴻臚卿，攝御史中丞，代夫蒙靈詧為四鎮節度使，征靈詧入朝」。這件事例表明監軍御史權力很大，使節度使權力的施展受到很大牽制，不僅對節度使有監督作用，而且有權撤換節度使。御史監軍的一紙具文竟使得高仙芝得到提拔，夫蒙靈詧被撤換。 總之，在唐前中期，節度使受到唐中央的有效控制。雖然，玄宗時，節度使積採訪使、營田使等使職於一身，且節度使任期較長，又有期其土地人民，職權漸大，但是通過實行質子制度，節度使因顧及質子的安全而不敢輕易的發動叛亂；朝廷在軍事上、財政上和人事上對節度使的牽制，使之不能專擅一權；御史監軍制度使節度使的舉動受到中央的監督和制約。正如王著所認為的，在天寶十四載（755年）安祿山叛亂以前，中央之威勢尚能控制各藩鎮。 三、唐前中期節度使制度的積極作用 唐代節度使制度是因鞏固邊防而設，且在安史之亂前，節度使的權力雖然在漸漸膨脹，但是仍不能與中央形成對抗之勢，在中央種種措施的牽制下，節度使在唐朝前中期的作用主要是積極的，這與設置節度使的初衷是相吻合的。 1、鞏固邊防，撫寧一方 安史之亂前，唐設置的節度使主要在邊疆地區。在開元年間及其以前，它的主要作用是積極的，所有藩鎮都不同程度的起著屏藩唐朝，維護統一的作用。 唐初以來，吐蕃不斷強大，其統治者為了掠奪更多的土地、人口、財物牲畜，漸漸陳兵邊境，躍躍欲試。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年），吐蕃發動了對吐谷渾的進攻，從而拉開了戰爭的序幕。此後，吐蕃軍隊便「連歲寇邊」，進攻隴右、河西，並盡據羊同、黨項諸羌之地，「殺掠人吏」，「常為邊患」。這不僅給隴右、河西的農牧業生產和居民的生命財產帶來了長期嚴重的損害，而且也對座落關中地區的唐朝都城長安造成了巨大的威脅。 ... 更有甚者，吐蕃統治者還勾結大食（即阿拉伯帝國）的統治者，侵犯唐西域邊境，從而更加劇了西北邊疆的緊張局勢。禍不單行，自高宗調露元年（679年）起，突厥的一些奴隸主貴族也東山再起。他們糾集殘部，屢次南下侵擾，「焚燒百姓廬舍」，「擄掠男女」，往往是「所過，殘殺不可勝紀」。此外，突厥軍隊還大肆搶「掠隴右諸監馬」。總之，其鐵騎一直踐踏到定州、并州、鹽州、靈州、會州等地，殃及到今天的河北、山西、陝西、寧夏、甘肅等省的廣大地區的人民，數年之間，僅僅夏州牧監便因之損失馬匹十八萬。到永徽末年，突厥再次崛起，控弦百萬，奚、契丹都依附於突厥，也屢屢侵犯唐朝的邊境，對唐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鑒於吐蕃和突厥統治者對中原、邊境及至西域的頻頻軍事侵擾，大食統治者對中國領土的武力威脅，以及奚、契丹的多次騷擾，唐王朝做出了強烈的反應。玄宗時期便形成了「天寶十節度經略」的軍事格局。安西節度使「撫寧西域」，保證絲綢之路的暢通；北庭節度使「防制突騎施、堅昆」，維護天山南北地區的安全；河西節度使隔斷吐蕃與突厥的聯繫，「斷匈奴之右臂」，朔方節度使「捍衛突厥」，防止突厥兵南下；河東節度使與朔方節度使形成犄角之勢，共抗突厥，保證北部的邊境；范陽節度使監製奚、契丹兩蕃；平盧節度使「鎮撫室韋」；隴右節度使備御吐蕃；劍南節度使「西抗吐蕃，南撫蠻獠」；嶺南五府經略使「綏靜夷獠」。這就使得唐沿邊各節度使的職責與各大軍區與所轄四夷的關係得到合理的分配，形成唐應對四夷的軍事防禦體系。 此後，因懾於唐朝邊防軍的強大威力，加上受到內地繁榮的經濟、文化的吸引吐蕃、突厥相繼求和，再申甥舅之好，重開「互市」。這不僅有效地保衛了中原人民和中原的經濟、文化，維護了內地和西域的聯繫，並且捍衛了中國的領土，而且對於唐前期經濟的持續發展和文化的高度繁榮，具有重大的意義。 唐朝置十節度使以備邊防是主要任務，但是每一個節度使都有地方兵，還要保衛所在地區以及比鄰的地區。如河東節度使不僅肩負著防禦突厥的對外軍事任務，而且擔任著拱衛京師的重要任務。河東地區位於長安和東都之間，在政治上占據著特殊地位。孫逖《伯樂川記》載：「幽州、太原，襟帶之地。自河以北，幽州制之；自河以東，太原制之。」對唐朝來說，「山東人物之所，河北蠶綿之鄉」。內亂多發起於河北，而農民起義也多發生在這一帶，因而河東節度使的設置除了抵禦突厥之外，還用來控制山東、河北，這樣對安定內亂也就有了堅強的軍事後盾。 再如西北藩鎮，其在地理上靠近京畿，距離唐朝政治中心長安旦在且至，直接關係到唐朝廷的安危。在十節度使中就有五大節度使置於西北，有所謂的「精兵猛將，皆聚於西北」。西北藩鎮的設置達到了總數的五成，其主要的目的除了抵禦戎狄（即隴右、河西對付羌，北庭對付突騎施）外，還在於撫寧一方（即朔方之河套，安西之西域）。 可見，應對邊疆危機而設的節度使，在抵禦少數民族侵擾及鞏固邊疆維護統一和鎮撫一方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為唐的發展和繁盛創造了穩定和平的外部環境。 2、屯田的經濟和社會作用 節度使在轄區內進行屯田，一方面為其軍費開支提供了一定的保證，另一方面也加強了地方的建設。 ... 府兵制實行時期，軍隊所用的武器、裝備、資糧均由府兵自備，如此，邊防軍隊的軍費主要來自民間。但是從高宗以後，由於戰爭的頻繁，邊軍屯戍逐漸長期化，府兵番役更代多不以時。這樣，為了解決軍糧問題，唐政府在屯軍地區大力發展屯田。《唐六典》卷七《屯田郎中》載有玄宗開元年間全國屯田數目，當時「凡天下諸軍州管屯總九百九十有二」，屯田的大力發展，為節度使的軍糧供應提供了保障，也就節省了財政開支。如朔方節度使建立者後，從開元十四年起領關內支度使營田使，掌管關內道的屯田。 關內屯田包括北使二屯，鹽州監，牧四屯，太原一屯，長春十屯，單于都護府三十一屯，定元城四十屯，東城四十五屯，西城二十五屯，勝州十四屯，會州七屯，原州四屯，夏州二屯，中城四十一屯，共計二百五十八屯。唐代「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通典·食貨二》），則二百五十八屯為一萬二千九百頃，即一百二十九萬畝。據《通典》的記載，天寶八年，天下屯田收谷一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而「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通典·食貨二》），居於各道之首。以朔方十萬軍士計算，每個人平均五點六石，可見，朔方節度使的軍糧部分通過屯田得到了解決。 屯田數量僅次於關內道居於全國第二位的是河北道，其屯田為二百零八屯，據《唐六典》記載，河北屯田分布為：幽州五十五屯，靜塞二十屯，清夷十五屯，威武十五屯，北郡六屯，平川三十四屯，土盧三十五屯，安東十二屯，長安使六屯，渝關十屯。玄宗時，自備資糧的府兵制最終崩潰，被國家供養的、長駐邊地的健元所取代。軍鎮的大批出現，僅僅河北一地就有九個軍。到天寶初年，幽州節度使兵力達九點一四萬人，在諸鎮中勢力最為雄厚，再加上平盧節度使所轄的三點七五萬人，合計達到十二點八九萬人，幾乎占到唐邊軍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六點三。 隨著河北屯集重兵，糧草供應問題越來越突出，一旦戰爭爆發，大軍雲集，更是「糧饋軍甲，動以億計」。區區河北一地無論如何也難以供應這龐大的開支，在這種背景下，河北屯田大興。天寶八載（749年）全國諸屯收谷一百九十一點三九六萬石，河北道達到四十點三二八萬石，約占全國的百分之二十一。可見，屯田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河北軍糧緊張的問題。 ... 屯田的發展不僅對解決邊防軍隊軍糧的解決有著重要的經濟意義，而且還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屯田的發展也是對唐邊疆地區的開發。當時的節度使主要設置在邊防駐地，隨著屯田的長期化及經營的制度化，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邊疆地區的發展。另外，屯田主要是為了解決軍糧，這必然會將中原的農耕文化傳播推廣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與他們的遊牧文化進一步結合，不僅會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也加快了民族間的融合，也就為大唐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然而，我們也不能因此就過分的誇大節度使屯田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應認識到節度使通過屯田，只能解決一部分的軍需，其軍費的大部分仍需要朝廷來提供，這是安史之亂前的節度使的共性。《通典·食貨六》載，天寶中期，度支歲入粟二千五百餘萬石，布、絹、綿二千七百餘萬端屯匹，錢二百餘萬貫，總計五千四百餘萬石端屯匹貫。而用於藩鎮的軍費「糴米粟則三百六十萬匹段，給衣則五百三十萬，別支計則二百一十萬，饋軍食則百九十萬石，大凡一千二百六十萬。」可見，藩鎮軍費支出占到全部財賦的四分之一還要多。然而，節度使這種對朝廷的過分依賴性，也是其在安史之亂前不能與中央對抗，沒能形成叛亂割據的重要原因之一。 總之，雖說節度使的屯田沒有能夠完全解決其軍費開支，但是大規模的屯田也部分的解決了軍隊的供應，節省了財政的開支，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同時也促進了中國邊疆的開發和民族的融合。 3、對地方的建設 一些節度使重視對地方的管理建設，使其所轄地區得到長足的發展。如淄青節度使所轄的地區（主要在今天山東地區）在有唐一代，相當富庶，人口眾多，物產豐富，是重要的糧食和絲綢盛產基地。據《新唐書·地理志》的記載，淄青節度使長期管轄下的青、淄、登、萊、密、齊、海、沂、兗、鄆、曹、濮等十二州，天寶年間有戶十六七萬餘戶，三百九十餘萬人。十二州的貢賦中，除登州為麻、布，密州為絁、布外，其餘的十州均為絹、帛。可見當時這一地區是非常之富庶的。 結語 唐節度使的設置是唐軍國要政中的創舉，雖說在唐中期發生了節度使安祿山的叛亂，但不能因此而將其叛亂原因歸結於節度使的設置，這樣則過於偏頗。實際上安祿山的叛亂只是唐諸多社會矛盾的一個爆發點，唐經過百餘年的發展，在封建經濟高度發展的同時，造成嚴重的兩極分化，土地兼并，均田制破環，賦稅徭役繁重，導致廣大的自耕農破產，階級矛盾尖銳。而當時的統者早已拋棄先皇勵精圖治的精神，從唐玄宗後期開始怠於朝政，終日享樂，荒淫無度，並且寵信李林甫，重用安祿山，無限制地擴大節度使的權力，致使朝政紛亂，腐敗不堪，這就為有野心的安祿山發動叛亂提供了契機。 ... 然天寶年間公設十個節度使，發動叛亂的只有安祿山一人所兼任的三鎮，其他諸鎮仍然是忠於朝廷的，且是平定叛亂的主要力量。《新唐書·兵制》載：「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號『九節度之師』」。尤其是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在平判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正是這些節度使使得唐王朝的統治得以從新穩定。 所以，應該承認從高宗永徽年間直至玄宗天寶年間，在長達一百年的時間內，節度使的設置對唐王朝保衛邊防、開拓疆域、弘揚國威、促進民族融合、加強地方建設等等方面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的，許多節度使都為大唐王朝立下了赫赫戰功，因而節度使在安史之亂前的積極作用使不能忽視的，更不能被其後來的消極影響所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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