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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村：風雨道南橋下　政大展現風華
劉炯朗：為教育尋一個美麗的夢
楔子：我的大學夢

航圖：勾勒美好願景
歷史傳承
國際標竿
尋找師生新典範
創想共識營
我們的夢想

啟航：改變開始
打造臺灣哈佛工作論壇
八十年校慶形塑創意校園氣氛
讓山上亮起來
擁抱社區

揚帆：系統推進
大學有大師
博雅創新的全人教育
多元包容的國際交流
世界一流的專業學院
引領社會的卓越研究
健康品味大學城

補給：行政支援
組織調整
人力資源
資訊系統
評鑑管考
校友聯繫

遠眺：逐夢不息的熱情
教學：自主、生活、跨域
研究：人本、在地、共創
校園：人文、生態、創意
堅持與期許
結語

自序

我們的大學夢

　　指南山下，有一個大學夢，這是每一個政大學子曾經或現在的夢。

　　我，何其有幸，進入政大念書、教書，還成為政大的校長，有機會和同仁們一同實踐大學夢。

　　幸福是什麼？

　　我曾在一本書中讀到「幸福三條件-有人可愛、有事可做、有夢可追尋」，我在年輕擔任導師的時候，常以這句話勉勵同學們追尋幸福的人生。待我成為政大商學院院長、校長之後，更常以此與同仁們分享，因為這三件事，在政大都可以實踐。校園內最大的愛，來自於師生互動所產生的情感。

　　在我任教、指導學生的經驗中，與同學教學對話互動最令我印象深刻，師生共同留下許多美好的記憶。

　　在政大這個美麗可愛的校園，「有人可愛」這件事情是可以實現的，能讓人際的互動往來變得親近，師生關係變得溫暖密切。

　　幸福的第二個關鍵是「有事可做」。政大是一所國立大學，我們的薪水來自於每一位納稅人，不僅僅是在對同學們傳道、授業、解惑，在學術上不斷研究精進，作為知識分子還要以國家社會為己任，要成為帶領學生前往未來美好社會的橋樑，肩負的責任，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

　　第三個幸福是來自「有夢可追尋」。我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政大人，回首這三十多年，從求學到在校服務，陪伴政大經歷了許多挑戰，特別是這幾年，整體社會環境變遷，人文社會學科傾向邊陲化，以及高教資源短絀，這都是對學校極為不利的外部因素。但是經過全校師生的努力，築夢踏實，包括跨領域學程、增加學生出國交換名額、推動國際化措施、強化校級研究中心運作、改善山上校區生活機能、成立大學出版社等等，一一實踐了我們的發展願景，為社會培養具備「人文關懷、專業創新、國際視野」的新世紀領導人，真正體現做為人文社會科學學府的主體性與社會實踐。能夠實踐一個又一個的大學夢，我們，何其有幸！

　　學術行政的回報是什麼？

　　這樣的幸福，不單針對教學、研究、追求學問，我以為行政工作更是夢想實踐的溫床，一所卓越的大學必須擁有傑出的教師與優秀的學生，而要撐起這兩根重要支柱，非得有強力的行政支援做為後盾，才能讓師生在良好的學術環境下安身立命。也正因為是後盾，榮耀的光芒往往就照在前面的教師與學生身上，行政人員的功勞，一不小心就被淹沒了。

　　行政工作吃力不討好，往往邀請學校老師擔任行政工作時，推辭的居多，大家似乎都覺得行政是苦差事，又看不到回報-這狀況產生的主因，在於學校設計的激勵制度多跟教學研究息息相關，獨漏行政部分。這就是大家經常問我的，學術行政的回報究竟是甚麼？

　　以我學管理的背景分析，所有工作的推動都有一個管理的輪廓，當一個明確目標出現後，必須讓成員對目標有清楚認識，也讓成員相信改變是可達成的，當清楚目標之後，將其展開成為不同領域的工作；不同領域的工作又可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大的策略架構，另一個是具體的行政執行。從這個角度來看，學校校務正是一個管理理論實踐的過程，在實踐管理理論過程，我覺得行政工作應該倒過來，先找出自己在工作上的夢想，藉由行政職務與大家齊心努力達成目標，完成夢想，例如：獲得高度肯定的頂大訪視作業、順利無缺失的研究所考試、師生盡歡的校慶運動會??都是動員所有行政人員，絞盡腦汁，在學術之外，繳出一張張引以為傲的成績，創造一個個令人難忘的回憶，成果之後的歡喜與驕傲，非筆墨所能形容，這就是我們學術行政的回報，這樣說來，行政何其有幸，擁有結合眾人力量來完成夢想的機會。

　　夢想須面對高教的挑戰

　　但是，站在夢想的前方，永遠是挑戰。而大學，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轉變。民國九十四年頂尖大學教育計畫開始出現，它其實代表了幾個意義。第一個，傳統大學的角色改變，在傳統的高等教育中，教學、研究、服務是三個主要的任務，而教學尤其被認為是最核心的價值，課堂知識的傳授，師生在互動間得以傳承智慧與思想，這是學生進入大學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大學有大師，是為學術殿堂至高無上的榮耀。

　　隨著數位時代來臨，知識傳播的管道更多元，學習對象不單只有老師，地點也不再侷限教室，學習的方式與地點，正面臨革命性、創新性的改變，也使得知識創造比知識傳播、傳承更為重要。在這樣的關連之下，大學所創造的知識多寡即成為評鑑指標，這個被創造的知識經過系統性轉換，成為最後對經濟社會的價值，是影響高等教育的關鍵。也因此，大學角色被迫出現兩個改變：一個是角色定位的改變，一個是因應學校數量過多的改變。

　　於是，當「研究型大學」的風潮吹到亞洲，全亞洲國家都開始討論，日本、韓國、中國大陸或臺灣，都面臨「如果學校數量那麼多，該如何突顯﹃研究型大學﹄？」這是我們不得不走的一條路，一方面學校角色面臨調整，勢必得選擇教學與研究孰輕孰重？這是高等教育調整過程中非常重要的議題，而這個議題對於政大而言，又是更大的挑戰。

　　政大以豐富人文社會學科為特色，然而社會長期由科技所主導的政策思維，使得人文社會學科受到忽視，簡單、量化的評鑑指標就強烈衝擊著政大。這個問題其實是過去多年最大的奮鬥議題，尤其學校評鑑制度初上路，當時我擔任政大商學院院長，教育部公布論文排名，《中國時報》以頭版頭條報導政大排名落在第四十八名，那時恰巧鄭瑞城校長出國了，我生氣地跑去跟《中國時報》抗議「我們要告你！」隔了三天之後，《中國時報》又以頭版頭條處理，這次的標題是「政大準備告教育部」。雖然雙方後來妥協，不過坦白講，發展的潮流並沒有改變，以論文發表的數量來評鑑人文社科大學，這個議題背後的意義是值得深思的，某種程度而言也是一種悲哀。

　　我曾擔任行政院的科技顧問，也在其他場合提過此事，多年過去了，今天這樣的狀況始終存在，究其背後，還有一個更嚴肅的議題值得探討。在知識經濟時代，鼓勵大學從事尖端研究，以促進新產業發展，本是無可避免的世界競爭。但是，這意味社會上需有一個完整的知識創新價值鏈：將知識轉換成利，發展出新技術、新商品，然後行銷到全世界。五年五百億頂大計畫所設定的研究成果指標強調國際發表，很少考量本土產業的需求，並未積極建立轉換機制，更未就未來市場發展與社會體制進行探討，導致產學嚴重落差。我曾和其他大學校長提到，當前台灣的經濟與社會轉型碰到很大的困難，大學要承擔相當的責任。校長們同意這個說法，但大環境如此，也都無可奈何。

　　這個大環境放在政大面前，更顯得嚴苛與荒謬。在經濟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人文社科商管傳播都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需要更多的研究來理解與支撐，然而政策認定的知識產出只限於「科研知識」，同時以國際發表來衡量，這是我們追求政大「大學夢」的過程中最大的限制與挑戰。這幾年來，我們必須一方面小心的回應大環境的要求，一方面要勇敢務實的在教學、研究、服務、國際化各面向穩健的努力。這幾年走來，我們一方面面對環境限制與趨勢，另一方面則認真地從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努力，回歸大學本質，希望創造政大獨一無二的特色，認真發掘出「政大的價值」，是我們的大學夢中不可迴避的責任，這些也是我們在勾勒大學夢，所必須正視的前提。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提出以哈佛大學為標竿，期許政大邁向國際一流。哈佛也是以文理學院為核心，兼具完整的法、商、政府、教育、醫學等專業學院，並不因缺少工學院而削其偉大，原因在於哈佛大學不斷深耕既有領域，同時善於連結外部資源，強化本身優勢。雖然我們的資源遠遠不如哈佛，但是我們可以借鏡哈佛成功的經驗，作為學校發展的標竿。

　　創新是政大人的基因

　　回首我卅九歲擔任政大科技管理所創始所長，還記得開辦的第一天，七月一號，我和行政同仁翠娥走進那間向學校爭取而來、堆滿雜物的閒置教室作為辦公室，從那天開始，以它為家，我們的起家跟矽谷車庫是一樣的。

　　民國八十三學年度第一屆新生入學，由吳靜吉老師帶領會心活動，過程中，吳靜吉老師問：「你們的所訓是什麼？」在沒有任何的準備下，我順口說「我們的所訓是學習、合作跟創新」，從此就開始了我們科管所探索之旅，人生就是這樣奇妙，一個從零開始的工作，反而讓我更能憑空去想像一個學術組織是如何誕生的，譬如我們必須要去定義科管的學術領域，要找到教授，為了和企管所有所差異，要在課程設計跟教學方法上顛覆傳統，創新，成為科管所的核心價值。現在社會上流行的創意、創新跟創業的「創新價值鏈」，或是「生命、生產、生活、生態」的四生概念，都是從科管所來的，因此我們可以驕傲的說，科管所對引領新思維是有一些貢獻的。

　　在教學上，科管所落實書中學、玩中學、做中學、遊中學，離開教室是重要的學習。當時，林英峰老師給了我一個提示，「世界那麼大，我們商學院老師大概百分之八十是留美，另外有百分之二十是在本國博士，卻沒有歐洲回來的博士，從世界發展的觀點來看，歐洲是非常重要的一塊，為什麼不去歐洲多接觸？」因為這個鼓勵，在沒有人脈、沒有資金的困苦時代，每年暑假全所老師都會帶學生去歐洲遊學，都是自費，一趟要花十萬塊，這筆錢不算少，要做成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大挑戰，但我們持續做了十多年。這開啟了國際連結，也翻轉了學習的意涵，不是只有課本的學習才是學習。

　　在科管所，一毛錢、一個人都沒有，也可以把一個所辦起來；在我接任商學院院長的時候，學院存款只有五十萬，但是我卸任時已經有五千萬以上的存款??。這都是對外善加尋求資源、對內整合並妥善運用資源所產生的效益，這樣的經驗與信心，一路伴隨到我擔任校長，只要你有夢想，資源的問題有時是可以克服的。我在剛接任校長時，接受《今周刊》訪問，提及我去過的大學超過一百所，因為從八十四年到九十五年接任校長之前，這十多年來幾乎每年去歐洲，開始與各國的大學的互動，到後來民國九十五年至九十九年，學校能多方締結姊妹校的總數由近百所急遽成長到四百多所，探究其因，與創新，與國際化不無關係。

　　我的專業背景是管理，在當校長的時候就不斷的問自己：「管理的專業對工作是否有幫助」，或是在過程中，能實踐多少管理理論。在理念或在實務上，這件事情都有意或無意不斷浮現。我曾跟同仁提及，有一天我從校長卸任時，希望別人會說「政大有一些改變，是因為吳校長唸管理的關係」的評論。我不斷提醒自己，唸管理是否對工作處理有幫助，如果不是，那我卸任後就不好意思回去教書了，因為在課堂中跟學生說要實踐和理論，結果自己卻做不成，甚至跟同學說實務跟理論是不同的，如果做完這事情，都不是理論的內容，那工作的意義就少了很多。

　　這一路走來，政大做了很多改變，有些是事先設想的，有許多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應該要將行政團隊中的每一位成員，以及師生們共同的努力記錄下來；同時，民國一○三年是政大在臺復校六十年，是一個傳承跟創新的轉捩點，也是一個適當的時間點，讓我們有機會回顧這些年做的事情，在回顧的過程中，重現指南山下的大學夢，希望不管是對自己或者是對別人，都能有所啟發。

前言

我們的大學夢

　　指南山下，有一個大學夢，這是每一個政大學子曾經或現在的夢。

　　我，何其有幸，進入政大念書、教書，還成為政大的校長，有機會和同仁們一同實踐大學夢。

　　幸福是什麼？

　　我曾在一本書中讀到「幸福三條件-有人可愛、有事可做、有夢可追尋」，我在年輕擔任導師的時候，常以這句話勉勵同學們追尋幸福的人生。待我成為政大商學院院長、校長之後，更常以此與同仁們分享，因為這三件事，在政大都可以實踐。校園內最大的愛，來自於師生互動所產生的情感。

　　在我任教、指導學生的經驗中，與同學教學對話互動最令我印象深刻，師生共同留下許多美好的記憶。

　　在政大這個美麗可愛的校園，「有人可愛」這件事情是可以實現的，能讓人際的互動往來變得親近，師生關係變得溫暖密切。

　　幸福的第二個關鍵是「有事可做」。政大是一所國立大學，我們的薪水來自於每一位納稅人，不僅僅是在對同學們傳道、授業、解惑，在學術上不斷研究精進，作為知識分子還要以國家社會為己任，要成為帶領學生前往未來美好社會的橋樑，肩負的責任，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

　　第三個幸福是來自「有夢可追尋」。我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政大人，回首這三十多年，從求學到在校服務，陪伴政大經歷了許多挑戰，特別是這幾年，整體社會環境變遷，人文社會學科傾向邊陲化，以及高教資源短絀，這都是對學校極為不利的外部因素。但是經過全校師生的努力，築夢踏實，包括跨領域學程、增加學生出國交換名額、推動國際化措施、強化校級研究中心運作、改善山上校區生活機能、成立大學出版社等等，一一實踐了我們的發展願景，為社會培養具備「人文關懷、專業創新、國際視野」的新世紀領導人，真正體現做為人文社會科學學府的主體性與社會實踐。能夠實踐一個又一個的大學夢，我們，何其有幸！

　　學術行政的回報是什麼？

　　這樣的幸福，不單針對教學、研究、追求學問，我以為行政工作更是夢想實踐的溫床，一所卓越的大學必須擁有傑出的教師與優秀的學生，而要撐起這兩根重要支柱，非得有強力的行政支援做為後盾，才能讓師生在良好的學術環境下安身立命。也正因為是後盾，榮耀的光芒往往就照在前面的教師與學生身上，行政人員的功勞，一不小心就被淹沒了。

　　行政工作吃力不討好，往往邀請學校老師擔任行政工作時，推辭的居多，大家似乎都覺得行政是苦差事，又看不到回報-這狀況產生的主因，在於學校設計的激勵制度多跟教學研究息息相關，獨漏行政部分。這就是大家經常問我的，學術行政的回報究竟是甚麼？

　　以我學管理的背景分析，所有工作的推動都有一個管理的輪廓，當一個明確目標出現後，必須讓成員對目標有清楚認識，也讓成員相信改變是可達成的，當清楚目標之後，將其展開成為不同領域的工作；不同領域的工作又可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大的策略架構，另一個是具體的行政執行。從這個角度來看，學校校務正是一個管理理論實踐的過程，在實踐管理理論過程，我覺得行政工作應該倒過來，先找出自己在工作上的夢想，藉由行政職務與大家齊心努力達成目標，完成夢想，例如：獲得高度肯定的頂大訪視作業、順利無缺失的研究所考試、師生盡歡的校慶運動會??都是動員所有行政人員，絞盡腦汁，在學術之外，繳出一張張引以為傲的成績，創造一個個令人難忘的回憶，成果之後的歡喜與驕傲，非筆墨所能形容，這就是我們學術行政的回報，這樣說來，行政何其有幸，擁有結合眾人力量來完成夢想的機會。

　　夢想須面對高教的挑戰

　　但是，站在夢想的前方，永遠是挑戰。而大學，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轉變。民國九十四年頂尖大學教育計畫開始出現，它其實代表了幾個意義。第一個，傳統大學的角色改變，在傳統的高等教育中，教學、研究、服務是三個主要的任務，而教學尤其被認為是最核心的價值，課堂知識的傳授，師生在互動間得以傳承智慧與思想，這是學生進入大學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大學有大師，是為學術殿堂至高無上的榮耀。

　　隨著數位時代來臨，知識傳播的管道更多元，學習對象不單只有老師，地點也不再侷限教室，學習的方式與地點，正面臨革命性、創新性的改變，也使得知識創造比知識傳播、傳承更為重要。在這樣的關連之下，大學所創造的知識多寡即成為評鑑指標，這個被創造的知識經過系統性轉換，成為最後對經濟社會的價值，是影響高等教育的關鍵。也因此，大學角色被迫出現兩個改變：一個是角色定位的改變，一個是因應學校數量過多的改變。

　　於是，當「研究型大學」的風潮吹到亞洲，全亞洲國家都開始討論，日本、韓國、中國大陸或臺灣，都面臨「如果學校數量那麼多，該如何突顯﹃研究型大學﹄？」這是我們不得不走的一條路，一方面學校角色面臨調整，勢必得選擇教學與研究孰輕孰重？這是高等教育調整過程中非常重要的議題，而這個議題對於政大而言，又是更大的挑戰。

　　政大以豐富人文社會學科為特色，然而社會長期由科技所主導的政策思維，使得人文社會學科受到忽視，簡單、量化的評鑑指標就強烈衝擊著政大。這個問題其實是過去多年最大的奮鬥議題，尤其學校評鑑制度初上路，當時我擔任政大商學院院長，教育部公布論文排名，《中國時報》以頭版頭條報導政大排名落在第四十八名，那時恰巧鄭瑞城校長出國了，我生氣地跑去跟《中國時報》抗議「我們要告你！」隔了三天之後，《中國時報》又以頭版頭條處理，這次的標題是「政大準備告教育部」。雖然雙方後來妥協，不過坦白講，發展的潮流並沒有改變，以論文發表的數量來評鑑人文社科大學，這個議題背後的意義是值得深思的，某種程度而言也是一種悲哀。

　　我曾擔任行政院的科技顧問，也在其他場合提過此事，多年過去了，今天這樣的狀況始終存在，究其背後，還有一個更嚴肅的議題值得探討。在知識經濟時代，鼓勵大學從事尖端研究，以促進新產業發展，本是無可避免的世界競爭。但是，這意味社會上需有一個完整的知識創新價值鏈：將知識轉換成利，發展出新技術、新商品，然後行銷到全世界。五年五百億頂大計畫所設定的研究成果指標強調國際發表，很少考量本土產業的需求，並未積極建立轉換機制，更未就未來市場發展與社會體制進行探討，導致產學嚴重落差。我曾和其他大學校長提到，當前台灣的經濟與社會轉型碰到很大的困難，大學要承擔相當的責任。校長們同意這個說法，但大環境如此，也都無可奈何。

　　這個大環境放在政大面前，更顯得嚴苛與荒謬。在經濟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人文社科商管傳播都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需要更多的研究來理解與支撐，然而政策認定的知識產出只限於「科研知識」，同時以國際發表來衡量，這是我們追求政大「大學夢」的過程中最大的限制與挑戰。這幾年來，我們必須一方面小心的回應大環境的要求，一方面要勇敢務實的在教學、研究、服務、國際化各面向穩健的努力。這幾年走來，我們一方面面對環境限制與趨勢，另一方面則認真地從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努力，回歸大學本質，希望創造政大獨一無二的特色，認真發掘出「政大的價值」，是我們的大學夢中不可迴避的責任，這些也是我們在勾勒大學夢，所必須正視的前提。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提出以哈佛大學為標竿，期許政大邁向國際一流。哈佛也是以文理學院為核心，兼具完整的法、商、政府、教育、醫學等專業學院，並不因缺少工學院而削其偉大，原因在於哈佛大學不斷深耕既有領域，同時善於連結外部資源，強化本身優勢。雖然我們的資源遠遠不如哈佛，但是我們可以借鏡哈佛成功的經驗，作為學校發展的標竿。

　　創新是政大人的基因

　　回首我卅九歲擔任政大科技管理所創始所長，還記得開辦的第一天，七月一號，我和行政同仁翠娥走進那間向學校爭取而來、堆滿雜物的閒置教室作為辦公室，從那天開始，以它為家，我們的起家跟矽谷車庫是一樣的。

　　民國八十三學年度第一屆新生入學，由吳靜吉老師帶領會心活動，過程中，吳靜吉老師問：「你們的所訓是什麼？」在沒有任何的準備下，我順口說「我們的所訓是學習、合作跟創新」，從此就開始了我們科管所探索之旅，人生就是這樣奇妙，一個從零開始的工作，反而讓我更能憑空去想像一個學術組織是如何誕生的，譬如我們必須要去定義科管的學術領域，要找到教授，為了和企管所有所差異，要在課程設計跟教學方法上顛覆傳統，創新，成為科管所的核心價值。現在社會上流行的創意、創新跟創業的「創新價值鏈」，或是「生命、生產、生活、生態」的四生概念，都是從科管所來的，因此我們可以驕傲的說，科管所對引領新思維是有一些貢獻的。

　　在教學上，科管所落實書中學、玩中學、做中學、遊中學，離開教室是重要的學習。當時，林英峰老師給了我一個提示，「世界那麼大，我們商學院老師大概百分之八十是留美，另外有百分之二十是在本國博士，卻沒有歐洲回來的博士，從世界發展的觀點來看，歐洲是非常重要的一塊，為什麼不去歐洲多接觸？」因為這個鼓勵，在沒有人脈、沒有資金的困苦時代，每年暑假全所老師都會帶學生去歐洲遊學，都是自費，一趟要花十萬塊，這筆錢不算少，要做成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大挑戰，但我們持續做了十多年。這開啟了國際連結，也翻轉了學習的意涵，不是只有課本的學習才是學習。

　　在科管所，一毛錢、一個人都沒有，也可以把一個所辦起來；在我接任商學院院長的時候，學院存款只有五十萬，但是我卸任時已經有五千萬以上的存款??。這都是對外善加尋求資源、對內整合並妥善運用資源所產生的效益，這樣的經驗與信心，一路伴隨到我擔任校長，只要你有夢想，資源的問題有時是可以克服的。我在剛接任校長時，接受《今周刊》訪問，提及我去過的大學超過一百所，因為從八十四年到九十五年接任校長之前，這十多年來幾乎每年去歐洲，開始與各國的大學的互動，到後來民國九十五年至九十九年，學校能多方締結姊妹校的總數由近百所急遽成長到四百多所，探究其因，與創新，與國際化不無關係。

　　我的專業背景是管理，在當校長的時候就不斷的問自己：「管理的專業對工作是否有幫助」，或是在過程中，能實踐多少管理理論。在理念或在實務上，這件事情都有意或無意不斷浮現。我曾跟同仁提及，有一天我從校長卸任時，希望別人會說「政大有一些改變，是因為吳校長唸管理的關係」的評論。我不斷提醒自己，唸管理是否對工作處理有幫助，如果不是，那我卸任後就不好意思回去教書了，因為在課堂中跟學生說要實踐和理論，結果自己卻做不成，甚至跟同學說實務跟理論是不同的，如果做完這事情，都不是理論的內容，那工作的意義就少了很多。

　　這一路走來，政大做了很多改變，有些是事先設想的，有許多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應該要將行政團隊中的每一位成員，以及師生們共同的努力記錄下來；同時，民國一○三年是政大在臺復校六十年，是一個傳承跟創新的轉捩點，也是一個適當的時間點，讓我們有機會回顧這些年做的事情，在回顧的過程中，重現指南山下的大學夢，希望不管是對自己或者是對別人，都能有所啟發。

他序

風雨道南橋下　政大展現風華

　　政大是一間特別的大學，它以人文學與社會科學之教研為主，在國內政界、立法司法機構、外交與新聞傳播界、教育與語文、社會科學與企業管理及金融等領域上，校友眾多而且表現優異，可以說是一所培養社會上各行各業領導人的好大學，數十年來的口碑一直令人稱羨。

　　我都清楚記得在讀大學時與政大同學時相往返，風雨道南橋下文風鼎盛，很早就是臺灣名列前五名的大學，那時的交通大學都還只是交大工學院。但是在國內初設七所研究型大學，以及有史以來第一次的上海交大世界大學排名前五百大，因為使用之指標泰半皆為量化之國際論文為主，政大皆未能入列以致吃了大虧。在隨後之五年五佰億邁向世界一流大學計畫中，好在並未完全依賴量化之研究指標，而採兼顧質量的委員合議制，政大得以在驚濤駭浪中擠進前十二所大學之列。

　　在近十來年的這種拉鋸過程中，政大一定是諸苦備嘗冷暖自知，要評估政大之進展與校務領導，不可能漏掉這十來年，更值得檢視其在因應外在形勢之變化時，如何設定中長程目標、制訂策略、以及推出能夠呼應目標與策略之行動方案。首先碰到這個嚴苛局勢的是鄭瑞城校長，他因應得宜，在五年五佰億計畫中穩住步伐先擠進前十二大，接著就是吳思華校長，花了最長的時間在這件事情上，也花了最長的時間在尋找有效的因應策略。在這個意義上，吳思華校長這本書是值得期待的，我想政大校友們更想知道這十來年的風雨路上，是怎麼渡過的。

　　政大真的做了很多重大的改進措施，吳校長在這本書中，非常仔細且又充滿熱情的逐條列舉。我不揣淺陋，試舉幾項以明之。在學生教育與跨校結盟上，政大先是與陽明及北藝大三校聯盟，重點是通識教育及校務的結盟與共享教學資源。接著在五年五佰億計畫協助下，政大與臺師大及臺科大合作開設「創意設計實務學程」，共同跨入文創領域。

　　另外則在校內推動書院教育，培育學生參與國際志工、校園大使、青年大使，打造國際化社區，替年輕人創造平台，這些措施應該都會在十年二十年後看到成效。在研究上則強調人本、在地、共創的研究特色，關注社會需求走入社區實踐學術，建立以華文為核心的學術主體性，並在此基礎上引進優秀教研人才，以提升政大在人文學與社會科學上的國際地位。這些都是政大該做敢做又可做得好的部分。在學校行政上所做的全面性改革，則是必須要做，也是吳校長的行政長才可以發揮之處。最後在吳校長的全力擘劃之下，提出尚未完成的指南大學城、

　　國際創意生活城、與臺北城南文創園區計畫，我過去都曾仔細聽過。看起來，政大已經是大鵬展翅，值得期待！
專文推薦

為教育尋一個美麗的夢

　　思華校長在政治大學當過學生、教授、院長和八年的校長，他在政治大學裡成長，親眼看到政治大學發展的全貌，更帶領著政治大學積極往前邁進。

　　《大學的蛻變－指南山下的創新實踐》是思華校長在政治大學工作和建樹的記錄，從重大的改革和建設到點點滴滴的小事，在這裡我們看到他的勇氣和決心，也看到他細膩和親和的作風，留給我們對他許多的思念和記憶。

　　《大學的蛻變－指南山下的創新實踐》更道出了思華校長對政治大學未來的發展規劃和美夢，也描述了他為了達到這個美夢踏出的第一步。在這裡我們看到他高瞻遠矚的氣魄和實事求是、一步一腳印的精神，帶給我們無限的鼓舞和期待。

　　《大學的蛻變－指南山下的創新實踐》也記錄了思華校長和政治大學每一位老師、每一位學生親口講的話，告訴大家他如何愛政治大學，為政治大學做事，為政治大學尋夢。這本書不是為他自己寫，而是為政治大學大家庭裡的每一分子寫的。

　　《大學的蛻變－指南山下的創新實踐》也道出了一位全心全力奉獻教育工作者－思華校長，對每一位參與教育、關心教育、熱愛教育的人講的話。教育不分小學、中學、大學，不分政治大學、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不分學、政、工、商，思華校長告訴我們: 對教育的熱愛，為教育努力打拼，為教育尋一個美麗的夢，是屬於每一個人的挑戰和權利。

　　恭喜和感謝思華校長。